《宏观经济在中高增长中寻求增长之道》

本文是一篇宏观经济毕业论文的范型提纲,也是一篇宏观经济、中学和大学毕业论文的范型提纲。

几天前,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院和中信共同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十周年庆典暨2016年中期报告会将在北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阳、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常务所长刘元春、财政部中国金融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等专家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和未来趋势进行了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李阳;

人类发展的调整期给中国带来了机遇。

李阳说,过去十年经济研究中最大的事情就是经济危机及其蔓延,而且在未来十年很可能会保持这种状态。没有特别强调中国,但由于中国已经是全球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两者相互影响,所以这里的讨论也是关于中国的问题。

李阳认为,当前全球经济已经进入长期停滞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拉加德将世界经济形势概括为五个特征:复苏乏力、增长缓慢、通缩、高失业率和高债务。

李阳将全球经济复苏的困难和缺乏前景归因于四个因素。首先是技术进步缓慢。全球经济的长周期是由技术进步推动的,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场技术革命能够将世界从这场深刻的危机中拉出来。基于此,世界将创新放在优先政策的位置。第二是人口结构的恶化。人口结构的恶化在发达经济体中长期存在。现在它开始蔓延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当前欧洲移民问题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实际上是人口结构的恶化。中国加入了人口结构恶化的行列。许多其他国家,如东南亚国家,基本上都处于这种状态。“原本以为美国可以通过移民来解决这个问题,但现在看来,美国也遇到了人口结构不断恶化的问题。第三,实际利率水平为负。这背后的反应是投资率下降,没有投资可做。没有人愿意投资,因为没有任何有利可图的项目可供每个人投资,投资也没有增长。没有投资,怎么会有结构性变化?所有这些问题都反映在这里。”一些学者说中国在20年内仍有8%的增长率,但这是有潜力的。事实上,我们的需求支持不了这么多。目前,这不是边际效应递减的问题,而是一个基本的失败。"

此外,所有国家都存在产出缺口,主要国家的实际增长低于潜在水平,中国也是如此。在宏观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货币政策被过度使用,而财政政策则出现了财政悬崖。

第四是收入分配的恶化。收入分配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无法进入主流经济学。我们对收入分配的研究不能有效地与主流增长理论的发展理论相结合。直到《21世纪资本论》年在皮切蒂出版,洛阳纸变得昂贵。它的重要性在于唤醒了一个被许多国家忽视的现象。资本主义制度将不断导致收入分配的恶化和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虽然今天的经济增长与一百年前不一样,但由于分配不公平,大多数人说不好话。与劳动力相比,资本一直处于强势地位,这对每个人都不利,”李阳说。

李阳呼吁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国家,继续合作。合作的第一点是要认识到我们正面临一个一个世纪都没有的经济周期。尽管全球化有所倒退,但金融全球化仍在升华。因此,金融政策的溢出效应非常强,所以国家间的合作

李阳说,目前的经济形势看起来相当暗淡,但实际上人类发展今天已经进入了一个很大的调整期。这种调整仅仅是经济调整、金融调整,甚至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在如此大的调整过程中,中国获得了历史性的机遇。“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有四个要点需要强调:第一,保持战略稳定,为可能出现的进一步经济下滑做好准备;二是完成五项任务,告别五个发展理念。第三,我们应该冷静地处理这些变化,这些变化将继续一个接一个地发生。第四,我们的国家一定能够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实现100年的两大目标。”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

实际增长率约为6.7%,低于潜在增长率。

李稻葵表示,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仍处于底部,目前约6.7%的实际增长率应该低于潜在增长率。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但仍取决于一系列改革和调整。如果改革和调整能够成功实施,中国的经济未来将是

增长潜力仍然很大。

2016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从2015年的6.9%进一步降至6.7%,为近年来的最低水平。投资增长率的下降仍然是中国经济持续下滑的主要原因。今年第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10.7%,虽然与2015年全年10%的增速相比,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略有回升。然而,与2015年同期13.5%的增长率相比,仍有显著下降。然而,不同的是,去年投资下降主要是由于房地产投资增长率下降,而今年以来投资增长下降主要是由于私人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增长率下降。相反,房地产投资的反弹已经成为对冲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的主要力量。从外贸形势来看,从今年1月到5月,以美元计算,中国出口同比下降7.3%,进口同比下降10.3%。尽管进出口增长率仍不稳定,外贸形势仍不明朗,但总体而言,进出口下降趋势趋缓,外贸形势逐步好转。从工业增速来看,3-5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连续三个月稳定在6.0%以上。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也连续三个月稳定在50.1及以上,这表明工业生产正显示出稳定的迹象。从反映物价水平的消费物价指数和生产者价格指数来看,自今年以来,消费物价指数的同比增长率一直保持在2.0%以上。尽管食品,尤其是猪肉,对消费价格指数的大幅上升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大多数其他消费品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反弹。由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反弹,生产者价格指数的同比下降幅度不断缩小。与2015年同比增长率-5.2%相比,2016年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下降幅度已收窄至-2.8%,表明中国经济正逐步走出结构性通缩区间。“我们计算了不包括金融业增加值的中国实体经济增长率,结果显示,中国实体经济增长率从去年前三季度的6.3%逐步回升到今年第一季度的6.5%。尽管实体经济增长率的稳步回升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全面稳步复苏,但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经济的下行趋势正在逐步稳定和触底,”李稻葵说。

李稻葵直言不讳地表示,经济触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仍面临各种风险和挑战。在国内,企业债务问题受到广泛关注,产能过剩问题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多次被提及。在国际上,美联储尚未加息,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仍在萎缩,英国的英国退出欧盟和美国大选等政治因素也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人民币汇率和跨境资本流动的波动也必须谨慎处理。环境越复杂,判断越准确,反应越谨慎。“我们相信中国有能力应对上述风险。一方面,国内企业具有一定的偿债能力,在产能过剩领域的就业规模不大,因此有资格完成去杠杆化和产能过剩的任务。另一方面,主要国际经济体相对稳定。历史经验表明,美联储加息带来的系统性风险是可控的,国际投资者对人民币的预期相对稳定。因此,只要各种国内矛盾得到有效解决,中国经济就能建立一个稳定的底部。”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但仍取决于一系列改革和调整。如果改革和调整能够成功实施,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潜力仍然可观。根据我们的研究,中国经济在未来10-15年仍有7%或更高的增长潜力。

中国人民大学国务院执行主任刘元春:

在今年年底和明年年初,经济底部将出现。刘元春代表研究小组发布了一份中期宏观经济报告。他指出,2016年上半年,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新的房地产政策的影响下,中国宏观经济在持续探底中开始出现企稳迹象。消费者价格指数回到“第二时代”,生产者价格指数负增长大幅收窄,企业利润增长转为正增长,房地产数据出现反弹,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宏观经济不存在“硬着陆”的可能性。

2016年,最近出现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新现象:一是“产能下降”仍处于布局阶段,行业剩余产品开始大幅波动;第二,三线和四线房地产的“去库存化”尚未开始,但一线和二线房地产已经出现普遍上升。三是对“僵尸企业”和高负债企业的整顿尚未实质性启动,但大量高负债国有企业已经大规模进入土地市场、海外并购市场和金融投资市场。第四,各种“去杠杆化”措施刚刚开始出台,但宏观债务率继续上升,一些指标已经超过警戒线。第五,“降本”正在全面展开,但各种宏观税负指标继续上升,企业整体盈利能力继续下降。第六,房地产投资增速回升,各类新开工项目大幅上升,但民间投资增速大幅回落。第七,M2增长保持稳定,但M1增长继续上升,M1-M2差距继续扩大。第八,居民收入增速继续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但劳动生产率和企业盈利能力继续下降。第九,外商投资增速大幅上升,但出口增速依然低迷。第十,各项技术指标快速提高,新的经济增长势头开始显现,但整体劳动生产效率仍处于持续下降的区间。第十一,工业等传统产业已经稳定,但服务业和新兴产业开始显示出疲软迹象。第十二,政策投资增速加快,但消费继续下滑。

刘元春指出,这12个现象充分说明,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仍面临四大问题:一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点尚未完全找到;第二,稳定增长政策并没有缓解宏观经济的深层次问题,反而大大加剧了各种扭曲,不断恶化了资源配置效率,未能提高经济主体的信心。第三,经济衰退的负反馈机制开始改变,经济内生衰退的压力加剧。“生产效率预期下降”、“投资收入预期下降”和“收入增长预期下降”导致的投资市场化程度低、消费疲软三个新问题开始深入蔓延。短期产出和中期潜在产出的负强化机制,超国民收入分配导致的“消费-投资”困境,以及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相对收入下降导致的进一步“虚幻化”成为中国宏观经济摆脱持续探底困境的核心障碍。第四,当前宏观经济的短期稳定是基于大规模的政策放松和泡沫房地产的复苏。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区别决定了中国宏观经济尚未发展。

持续稳定或复苏是有基础的。

展望2016年下半年,刘元春认为,今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无法保持稳定状态。外部经济波动的重新抬头、内部扭曲的加剧、金融风险的持续积累和间歇性释放,以及结构性改革的全面实施,都决定了中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的进一步加大。与此同时,政策刺激效率的下降和对房地产泡沫的控制决定了经济政策的套期保值效应将大大降低。因此,本轮“非对称W型调整”的第二个底部将于2016年底至2017年初出现,并将表现出较强的底部波动性。

中国金融科学院院长刘尚希:

以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结构改革

刘尚希说,中国的宏观经济非常复杂,很难用传统理论说清楚。潜在增长率只是一种猜测,至多是一种评估。不同的评价有不同的结论,没有人知道它到底有多少,但它只是一个理论值。“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能根据潜在增长率来判断实际增长率是多少。这不应该是合理或不合理的,因为潜在增长率的规模是不现实的。”因此,我们应该采取积极的行动,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

刘尚希认为,中国目前需要积累资源。

极端的财政政策促进了结构改革。

首先,我们需要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含义有新的理解。我们从1998年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2008年又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我们仍在致力于积极的财政政策,这种政策虽然名称相同,但含义不同。主要表现如下:第一,就内涵而言,过去积极财政政策的目标是“刺激”增长。现在,积极财政政策的目标是“稳定”增长。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毫无疑问需要大规模的财政扩张。然而,稳定增长不一定需要大规模扩张。当前稳定增长的积极财政政策起着更加结构性的作用。其次,从内容和现实来看,过去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依靠投资,而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更多依靠减税。过去的积极财政政策侧重于支出,而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侧重于收入和减税。第三,赤字的本质是由扩张缺口形成的更具扩张性的赤字。当前的赤字更多是由于减税导致的赤字减少,这在数量上没有区别,但有不同的具体含义。第二,积极财政政策有两个转变。首先,从总体政策向结构性政策转变。第二,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从简单的经济政策转变为经济和社会政策。

从结构性政策转变的角度来看,总量政策的理论支撑是“三驾马车”宏观经济分析框架,而金融变量被切割成“三驾马车”。显然,单靠这一框架无法解决中国当前的结构性问题。结构性政策的理论支撑是国家治理结构的分析框架,但这一框架仍在构建之中。在国家治理的框架下,它实际上是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对当前政策或改革的认识应该回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国已经进入了发展和改革的新时代。新改革时代的整体目标是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所有改革政策都应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下考虑。否则,很难达成共识。有必要将中国的结构改革与改革的总体目标联系起来。事实上,结构改革被用来促进国家治理结构的重塑。结构性财政政策应从三个维度来理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不同国家治理结构之间的差异体现在对这三个维度之间关系的处理和构建上。

在中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仍然存在政府缺位、越位甚至错位的问题。例如,缺乏市场活力和政府监管。消费外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监管不到位。这导致供给创新和逆向淘汰的压力和动力不足,使得供给无法及时跟上消费的变化和升级。这导致消费者缺乏信心。消费外流实际上是消费者以钞票形式投下的信任票和不信任票。市场存在问题,但政府监管是一个更重要的方面。供应方改革必须首先解决政府的问题。没有科学严格的监管体系和高标准,很难提高供方质量,实现有效供应。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维度实际上是民生与发展的关系。对于财政政策来说,考虑是仅在近期改善民生还是从可持续性角度改善民生非常重要。财政政策在支出标准方面仍缺乏整体考虑,如工资和退休费用标准需要进一步科学化。与地方当局的关系也需要进一步协调和改善。从经济和社会政策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金融的内涵不仅仅是经济手段,更应该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这反映了中国现阶段发展的重要特点,强调发展的整体性。

简而言之,当前的结构改革应该回到国家治理结构的框架,而财政政策与这一点密切相关,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一样。

宏观经济论文参考:

宏观经济杂志

宏观经济杂志

工程经济学论文

宏观经济管理杂志

国际经济与贸易毕业论文选题

金融和经济杂志

结论是,以上:篇文章有助于宏观经济和中、高中阶段的写作,也有助于宏观经济领域硕士、本科学位论文的范文和研究课题的寻找。也有助于总结论文题目中的相关文献和参考文献。